下雨的时候，升起了烟

　“这样持续了一会，她把右手慢慢下滑，隔一层三角裤触摸那里。那时我已受不住了，湿得一塌糊涂，这话实在不好意思出口。湿到那个程度，前前后后只那么一回。相对来说，那以前我觉得自己对性方面是比较淡的。因此，当时连自己也茫然不解，为什么会湿到那个地步。接着，她把细细软软白白的手指探进三角裤内，就……嗳？明白吧？接下去我真的说不出口，无论如何。那感觉，和男人粗糙的手指完全不同。不得了，真的，就像被羽毛撩拨似的。我脑袋里的保险丝眼看就要断掉。然而，尽管血冲头顶，我还是意识到这样万万使不得。一来这种勾当一旦开头往后势必不断持续下去。而如果背上这个秘密包袱，我的脑袋笃定又要四分五裂；二来我还考虑到孩子，这种场面被孩子撞见可怎么办？虽说孩子星期六去我娘家玩，要到３点才能回来，但要是突然赶回来又如何收场呢？这么一想，我就拿出吃奶力气翻身坐起，叫一声‘住手快住手’！“可她没停。那时她已经脱了我的三角裤，把脸凑上去。因为难为情，连丈夫也没让那么干，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却在那里肆无忌惮。我实在吃不消了，哭了。好像又一次升上了天堂”。

　　“‘住手！’我又一声大叫，打了她一个嘴巴，狠狠地。她这才总算作罢，抬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一丝不挂，坐在床上面面相觑。她１３，我３１……但我一看那女孩的身体，真有些自惭形秽，如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就是１３岁女孩的身子，现在都不能相信。往那女孩面前一站，自己这身子算什么东西呀，简直惨不忍睹，恨不得张大嘴呜呜哭上一场，真的。”

　　我不好说什么，默然。

　　“女孩问我为什么叫她停止。她说：‘老师也喜欢这个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是喜欢吧？看得出来，那滋味，比和男人做好得多吧？你都湿成这样了。我还会让你更舒服些，不骗你，能让你舒服得像溶化了一样，好吗，嗯？’事实也真如那孩子说的，确确实实。同丈夫相比，那女孩实在让人销魂，也想让她继续，但又不能这样。‘我们一个星期来一次吧，一次就行。谁也不会觉察，作为我和老师两人的秘密，嗯？’她说。”

　　“我站起来，披上睡衣，叫她回去，并说再别登我家门。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却不同往日，变得毫无生气，简直就像画笔在纸板上涂的两个圆点，平板呆滞，没有纵深感。她定定看了我半天，然后默默归拢衣服，像有意给我看似的一件一件慢慢穿起。接着返回钢琴间，从手提包里拿出发梳理好头发，用手帕擦去嘴唇的血，穿鞋出门。临出门这么跟我说的：‘你是同性恋者，这没错。不管你怎么装腔作势，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真是那样吗？”我试着问。

　　玲子扭起嘴唇沉吟片刻：“既非是，又非不是。因为较之同丈夫之间，跟那个女孩那次更为兴奋，这是实事。所以我一度真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来着，深深苦恼过，而那以前我并没意识到。但近来我改变了想法。当然不能说身上不存在那种倾向，可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我并不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女孩儿时，从自己这方面并未积极产生过情欲，懂吗？”

　　我点点头。

　　“只是某种女孩会对我发生感应，那感应反传给我，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那样。所以说，即使我搂抱直子，也几乎无动于衷。大热天里，我俩几乎光着身子住在一起，洗澡也一块儿下去，偶尔还在一个被窝睡觉……但都没有什么，没任何感觉。尽管直子的身子是那样娇美动人，但是，呃——仅此而已。知道吗，我们做过一次同性恋游戏呢，直子和我。这话你不想听吧？”

　　“请说下去。”

　　“ 我向直子提议的时候——我俩之间无话不谈——直子试着用各种技巧在我身上抚摸起来。两人都脱得光光的，但就是不行，根本不行。只觉得痒痒的，痒得要死要活，现在想起来都不是滋味。这方面，直子实在笨得可以！怎么样，多少放心了吧。”

　　“嗯，的确是。”我说。

　　“诺，大致就是这样。”

　　玲子边说边用小指尖搔着眼眶：“再说那个女孩。她出门走后，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发了半天，茫然若失。只听得从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心脏‘突突’的跳声，手脚沉重得出奇，口中就像吃过飞蛾似的干苦干苦。但想到小孩就要回来，不管怎样得先洗个澡，把身体洗得一千二净，可问题是，无论我怎么打香皂猛劲搓洗，那痕迹硬是赖在身上掉不了。或许是精神作用，反正就是不成。那天夜里让他抱来着，想通过他来清除污秽感。当然我绝口没提那件事，实在羞愧难言——除非鼓很大勇气。我只是说抱一下，让他做了那种事情。我叫他比平时慢些，时间长些。于是他非常耐心，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也因此陡然冲到了顶峰，一下子。冲动到那步田地，婚后还是头一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女孩手指的感觉还留在体内，就因为这个。咳，……难为情啊，说这种话，汗都出来了，还说什么‘干那’、‘上呀’。”玲子翘起嘴唇笑道，“可是不行，还是不行。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可那女孩儿的感触还是赖在身上。并且她最后那句话也像一种什么回声似的在头脑里嗡嗡不止。”

　　“下一周的星期六，她没来。那些天我在家一直心惊肉跳，什么也没心思干，生怕她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她没来，本来自尊心就强，况且当时又那么狼狈。再下一周，再再下一周也没登门。这样过了一个月。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淡忘，但偏偏不能痛快忘掉。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那女孩儿无所不在，心里七上八下。既弹不成钢琴，又想不了事情，干什么都忐忑不安。如此熬过一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觉，我一出门就好像有点蹊跷。附近的人对我分外留神，看我的眼光总有些异样，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寒暄也是寒暄的，但那声调那神态和往常不同。常来我家玩的隔壁太太也一副惟恐躲闪不及的样子。但我尽可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对此斤斤计较，是那种病的初期征兆。”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位太太前来串门。她和我同岁，是我母亲一位熟人的女儿，两家小孩又同在一个幼儿园，和我相处得不错。这太太突然跑来，问我知不知道正流传着一种关于我的十分不成体统的谣言。我说不知道。”

　　“‘怎么样的呢？’”

　　“‘怎么样的？实实在在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既然话已点破，就请和盘托出好了。’”

　　“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一一抠了出来。噢，说不准她本人原本就是为说这事才来的。她什么也没隐瞒。按她的说法，所谓谣言，是说我是住过几次精神病院的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把一个来学钢琴的女学生浑身扒光，动手动脚，那女孩不让，便把脸给打肿了。仅仅这番说谎就已编得骇人听闻，但为什么连我住过院的事都抖落出来了呢？两方面都使我吃惊不小。”

　　“‘我嘛，以前就了解你，告诉大伙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太太说，‘问题是，那女孩儿的父母确信不疑，对邻近的人统统张扬一遍。说什么由于女儿被你动过手脚，就调查了你，结果知道你有过精神病史。’”

　　“那太太告诉我：一天——就是发生那件事的当天——那女孩儿练完琴肿着脸回到家里，母亲问她怎么回事。说是脸肿了，嘴唇裂了，出血了，衬衣纽扣掉了，内裤也不完整了。嗯，你能信？不用说，都是那女孩子为了无中生有自己搞的鬼：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撕去胸罩的花边，独自把眼睛呜呜哭红，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然后才回家，足足捏造了三大桶谎言。那情景我一闭眼就能浮现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罪大伙都相信女孩儿的话。连我都会信的，假如处在那种立场。漂亮得活像个布洋娃娃而扯起谎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儿，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一边说‘我不嘛，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害羞’——给她这么一说，有谁能不当即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祸不单行的是我又果真住过精神病院，狠命打那女孩儿一巴掌也确有其事！这一来，有谁肯信我的话呢？肯信的不外乎丈夫一个人。”

　　“几天来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心一横，告诉了丈夫。他相信了，当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一遍，说那女孩儿动手动脚地要搞什么同性恋那样的鬼名堂，所以才打了她。自然我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也说出来。那毕竟不大合适，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儿戏，我直接找那家摊牌去！’他大为恼火，‘岂有此理！你和我结婚，小孩都有了，居然还被人胡说什么搞同性恋，哪有这样的混账玩笑！’”

　　“但我拦住了他，让他别去。我说：‘算了，那样只能加深我们的创伤。’是的，这我明白，已经明白了。就是说那女孩患的是心病。这种病人我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她早已烂入骨髓，剥掉那层好看的外皮，里面全是烂肉。这么说也许过于尖刻，但确实如此。可是世上的人还没看透这点，因此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女孩儿原本就善于驾驭大人的感情，何况我们手头又没掌握任何有利的材料。说千道万，有谁能相信一个１３岁的女孩儿会对一个３０多岁的半老徐娘搞什么同性恋呢？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

　　“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发条再次飞掉，即使是现在，我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在公司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马上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找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干。’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天花板上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发条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不论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现在无论去哪里，也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要求，同样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了。’”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察觉出自己恐怕得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强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来说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地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６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就‘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之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儿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白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风雨欲来的气息——那气息里掺杂着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的气味。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没再做声。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着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地飘落下来，灯光宛似细粉末一般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交谈过后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何等流溢着青春光彩。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了下直子的脑袋。

　　“两个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说不出口的事。”我说。

　　直子吃吃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人女仆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

　　雨继续下着，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支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并非终曲》和《伊帕内马的少女》，之后弹了伯克拉库，弹了列农、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喝起葡萄酒，之后又把薄金属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倘若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好。

　　“还会找时间来的吧？”直子问。

　　“那当然。”我说。

　　“也写信来？”

　　“一星期一封。”

　　“也能给我写几个字？”玲子开口道。

　　“好的，敢不遵命。”我说。

　　１１点，玲子放倒沙发，仍像昨天那样为我做了张床。接着我们道过晚安，熄灯就寝。我上不来睡意，从帆布包里掏出电筒和《魔山》，闷头读下去。临近１２点时，卧室门悄然闪开，直子走来钻进我的被窝。和昨晚不同，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目光不再呆板迟滞，动作灵活快捷。她贴着我耳畔小声说：“不知为什么，总睡不着。”我说我也一样。随即放下书，关掉手电筒，搂过直子吻了一口。黑夜和雨声温柔地拥裹着我们。

　　“玲子呢？”

　　“没关系，睡得实实的。那人睡过去一般醒不来。”直子说。

　　“真的还会来？”

　　“来。”

　　“即使什么也不为你做？”

　　我点点头。黑暗中，胸口处明显感觉出了直子乳房的形状。我隔着睡衣，用手心抚摸她的身体。从肩到背，从背到腰，我反复缓慢移动着，把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输人脑海。我们就这样亲亲热热地相抱片刻，直子在我额头轻轻一吻，身子一滑下床离去。夜色里，那淡蓝色的睡衣如同游鱼般一摇一摆。

　　“再见。”直子低声说。

　　我听着雨声，进人了静静的梦乡。

　　翌日清晨，雨仍下个不停。但和昨晚不同，成了毛毛秋雨，四下一片迷蒙。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在下雨。睁眼醒来时，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太阳的升起，雾霭随风飘去，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点显露出来。

　　三人像昨天那样吃罢早餐，便去打扫鸟舍。直子和玲子穿上带头罩的黄色塑料雨衣。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一件风衣。空气潮乎乎、凉丝丝的。鸟儿都静悄悄地相互挤在鸟舍尽头避雨。

　　“冷啊，下起雨来。”我对玲子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就要成雪花了。”她说，“日本海那边飘来的阴云，要在这一带下足雪后才往前去。”

　　“鸟儿们怎么办呢？”

　　“当然移入屋内。瞧你，总不至到来年春天把冻硬的鸟儿们从雪下挖出解冻，让它们活过来，说什么‘喂喂都来吃食’吧？”

　　我用手指捅了捅铁丝网，鹦鹉扑棱一下翅膀，叫道：臭屎蛋、谢谢、神经病。

　　“真恨不得这家伙一下子冻死。”直子闷闷不乐地说，“每天一大清早就听它说这个，脑袋真快要神经了。”

　　打扫完鸟舍，我们返回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她俩做去农场的准备。我们一起走出楼，在网球场稍前一点分手。她俩往右拐，我一直往前。她俩道了声再见，我也同样说声再见。“还来的。”我说。直子微微一笑，随即拐弯消失了。

　　去大门口的路上，和好几个人擦肩而过。我发现每人都穿着直子和玲子那种黄色雨衣，脑袋罩得严严实实。由于下雨，所有东西的色调都显得格外鲜明。地面乌黑乌黑，松枝翠绿翠绿，而身裹黄色雨衣的行人看上去仿佛唯一被允许在落雨的早晨在地表面游动的特殊魂灵。他们或拿农具，或背筐篓，或提一种什么袋子，悄无声响地在地面往来移动。

　　门卫记得我的名字。翻开来访登记簿，在我姓名那里打个记号表示离去。

　　“从东京来的吧？”老人看着我的住址说，“那儿我只去过一次，是个猪肉香的地方啊。”

　　“是吗？”我不大清楚，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

　　“在东京吃过的东西，大多都不怎么好吃，独有猪肉够味儿。怕是用什么特殊方法饲养的吧？”

　　我说我还真不晓得，就连东京猪肉香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什么时候，你去东京？”我问。

　　“什么时候来着？”老人歪了歪脖子，“八成是皇太子殿下成婚大典的时候。儿子在东京，叫我去一次看看，就去了。是那时候。”

　　“呃，肯定是那时候东京猪肉香来着。”我说。

　　“近来怎么样？”

　　我说不太清楚，也没怎么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显得有点失望。老人似乎还想唠叨下去，我说还要赶车，截住话头，往道路那边走去。沿河边伸展的山路还断断续续剩有一些雾气，被风一吹，在山坡前彷徨不定。路上，我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引力略有差异的一颗行星。是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想着，不由生出悲戚的心情。

　　回到宿舍，已经４点半了。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６点到１０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怅怅地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翩翩少女，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信纳水，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多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唱片店隔壁，是一家成人玩具店。一个总像睡不醒的中年男子在卖怪模怪样的性器官模型。在我看来，无一不是不知何人做何用的玩艺儿，但买卖居然相当兴旺。店斜对面的胡同里，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学生在大反其胃。马路对面的娱乐厅里，附近一家餐馆的厨师在玩一种需投入现金的排五点游戏，以此消磨时间。脸色污黑的流浪汉蜷缩在已经关门的店檐下一动不动。一个涂着淡粉色口红、怎么看都只能是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跨进店来，问我能否放滚石乐队的《闪光的爆竹》给她听。我便拿来唱片放上，她打着指响伴奏，扭动腰肢跳起来。接着又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抽出一支店长留下的“百灵鸟”递过去。女孩儿抽得有滋有味。唱片放完后，连身谢谢也不说便扬长而去。每隔１５分钟传来一阵救护车或警车的怪叫声。三个醉得五十步笑百步的公司职员调戏一个正打公共电话的长发漂亮女郎，嘴里不干不净地连声叫着“ＸＸ”，嬉笑不止。

　　面对如此光景，头脑渐渐乱成一团，茫无头绪。心想这到底算什么呢？这纷纷杂陈的场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店长吃完晚饭回来，对我说：“喂，渡边，前天我和那边服装店的女的干了一家伙。”他很早就看中了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工的女孩儿，经常拿店里的唱片当礼物送给她。我说那不错嘛，他便从头到尾细讲一遍。“要是想搞女人么，”他得意洋洋地开导我，“反正就是要送东西，接下去反正就是不管死活地给她灌酒，要灌醉，一杯接一杯灌，反正。再接下去就只剩下动干戈了。简单吧？”

　　我抱着混乱不堪的脑袋乘电车返回宿舍，拉合窗帘，熄灯上床。刚一躺下，恍惚觉得直子即将钻进自己被窝。而一合眼，便感到她那柔软丰满的乳房紧贴着自己胸口，耳边响起她娓娓的细语，手心腾起她身体的曲线。借助冥冥夜色，我得以重返直子那狭小的天地。我呼吸着草地的清香，谛听暗夜的雨声，回味月光下目睹的直子裸体，想象那黄色雨衣围裹的丰腴匀称的胴体清扫鸟舍、侍弄蔬菜的情景。于是我握住勃起的东西，一边想着直子一边自慰。一泄而出之后，混乱的头脑似乎才有所平息，但还是毫无睡意。本来折腾得够疲乏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眠。

　　我翻身下床，在窗口前对着升旗台茫然注视良久。那没有挂旗的白色旗杆，活像一具划破夜幕的巨大的白骨。直子现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睡觉吧？是在那不可思议的狭小天地的暗影中安然入睡吧？但愿她别再陷入痛苦的梦境。

　　第七章

　　第二天星期四，上午有体育课。我在长５０米的游泳池中游了几个来回。由于剧烈运动的关系，心情多少变得开朗些了，食欲也增加了。我在专售套餐的店里饱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往文学院图书室走去，准备查点资料。路上不意碰到了小林绿子。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一起走路，瞥见我，便独自朝我走来。

　　“去哪儿？”她问我。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

　　最终，我还是和绿子走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她吃咖喱饭，我喝咖啡。她身穿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编有小鱼图案的黄毛线背心，挂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戴一块迪斯尼手表。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咖喱饭，一口气干了三杯白开水。

　　“一直不在这边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小林说。

　　“有什么事？”

　　“事倒没有，只是打个电话。”

　　“噢——”

　　“这‘噢——’是什么，到底？”

　　“也不是非是什么不可，一种回答方式罢了。”我说，“怎样，这几天可又失火了？”

　　“唔，那次好玩极了。没发生多大伤亡，烟倒是铺天盖地冒得可观，太有现实性了，真叫人开心。”说罢，绿子又咕嘟咕嘟大喝其水，然后透过一口气，定定地注视我的脸。“咦，渡边君，怎么搞的？表情好像有点发呆，眼珠也聚不起光来。”

　　“刚旅行回来，有点累。其实没什么。”

　　“瞧你那脸，活像见过幽灵了。”

　　“噢——”

　　“嗳，渡边君，下午有课？”

　　“德语、宗教学。”

　　“不能逃课？”

　　“德语不成，今天考试。”

　　“几点完？”

　　“两点。”

　　“那，完了一起上街喝酒好不？”

　　“下午两点就喝？”我问。

　　“偶一为之嘛。你那样半死不活的，一块儿喝酒提提神；再说我也想借同你喝酒振作一下。嗯，没问题吧？”

　　“好吧，那就去喝。”我叹口气说，“两点在文学院前的院子里等你。”

　　德语课一结束，我们就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新宿，钻进纪伊国屋书店后面的地下爵士乐酒吧间，各自喝了两杯伏特加。

　　“我常来这里。这里即使白天喝酒，也觉得心安理得。”

　　“大白天就那么喝？”

　　“偶尔的。”绿子哗哗啦啦地摇着杯里剩的冰块。

　　“每当社会叫我不快，就来这儿喝伏特加。”

　　“社会叫你不快？”

　　“偶尔的。”绿子说，

　　“我自身也问题蛮多哩。”

　　“举例说？”

　　“家里、恋人、月经不调——多着呢！”

　　“再来一杯？”

　　“那自然。”

　　我扬手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伏特加。

　　“咦，上次那个星期日你吻我了吧？”绿子说，“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那很好，好极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绿子又学舌起来，“你这人，说话的方式真是古怪。”

　　“是吗？”我说。

　　“是不是先不管。当时，我这么想来着：假如这是生来同男孩子的第一个吻，那该有多棒！假如可以重新安排人生的顺序，我一定把它排为初吻。绝对。之后就这样想着度过余下的人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晾衣台上吻过的那个叫渡边的男孩如今怎么样了呢？在这５８岁的今天。如何，你不觉得棒极了？”

　　“是很棒吧。”我边剥开心果边说。

　　“我说，你干吗老那么呆愣愣的，再问你一次。”

　　“大概是不能适应这个世界吧。”我沉吟一下说，“总觉得这并不像是现实中的世界，男男女女也罢，周围景致也罢，都似乎脱离了现实。”

　　绿子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看着我的脸说：“吉姆·莫里森的歌里好像有这么一句。”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 are a stranger．”

　　“对。”绿子说。

　　“对。”我也应道。

　　“同我一起去乌拉圭算了。”绿子依然一只胳膊拄着台面说，“什么恋人呀，家呀，大学呀，统统抛开不管。”

　　“那也不坏嘛。”我笑道。

　　“摆脱一切纠缠，跑到一个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去——你不认为这样好得很？我可总是跃跃欲试。所以，要是你一下子把我领去遥远的地方，我保准为你生一大堆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大家一块儿无忧无虑地过活，抱在地上打滚，唧里咕噜的。”

　　我笑了笑，端起第三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你还不大想要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吧？”绿子问。

　　“兴趣倒是极浓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我说。

　　“无所谓，不想要也无所谓。”绿子边吃开心果边说，“我这人也怪，下午一喝起酒来就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说什么要抛开一切一走了之。就算跑到乌拉圭去，恐怕除了臭驴粪还是臭驴粪。”

　　“呃，或许。”

　　“到处都是臭驴粪，留在这里也罢，去那地方也罢，整个世界就是臭驴粪。喏，这硬的给你。”绿子递给我一个壳更硬的开心果。我费好大劲才剥开皮。“不过，上次那个星期天，实在太让我开心了。和你两人在晾衣台上看火灾，喝酒，唱歌。的的确确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哼，别人总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见面就叫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起码你什么也没强加于我。”

　　“大概对你的了解还没达到要强加什么的程度。”

　　“那么说，如果再多一些了解，你也要这个那个强加于我喽？和别人同样？”

　　“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吧。”我说，“现实世界里，很多方面人们都在互相强加，以邻为壑，否则就活不下去。”

　　“但我觉得你不会那样，这我看得出来。在强加于人和被人强加这点上，我还算是个小小的权威。你不属于那种类型，所以同你在一起才心里安然。嗳，你知道么，世上喜欢强加于人或被人强加的人还有相当一大批哩！他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扯皮，并且乐此不疲。可我就是不喜欢，除非非那样不可。”

　　“你强加给人什么或别人强加给你什么了，你？”

　　绿子把冰块放进口里，含了一会说：

　　“你想进一步了解我？”

　　“有兴趣，多多少少。”

　　“咦，我在问你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我’。那么回答你不认为太冷酷了？”

　　“是想进一步了解你。”我说。

　　“当真？”

　　“当真。”

　　“即使我不愿理解你？”

　　“那么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着，绿子皱起眉头，“再来一杯。”

　　我叫过男侍，让他拿第四杯来。等酒的时间里，绿子臂肘拄着桌面，支颐凝坐。我默默听着塞罗尼亚斯·蒙克弹的《金银花》。店里有五六个客人，但喝酒的只我们俩。咖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午后幽暗的店里酿出亲密融洽的气氛。

　　“这个星期天，你有空？”绿子问我。

　　“以前也说过，星期日总是闲着没事，除了６点钟要去打工。”

　　“那，这个星期天能陪陪我？”

　　“好的。”

　　“星期天早上去宿舍接你，时间倒说不准。可以么？”

　　“可以，完全可以。”

　　“嗳，渡边君，可晓得我现在想干什么？”

　　“这——想象不出。”

　　“想躺在一张大大的、软绵绵的床上，首先。”绿子说，“喝得大醉，而且醉得舒舒服服，即使周围有臭驴粪也毫无关系。身旁有你躺着，你一点一点脱我的衣服，轻手轻脚地，就像母亲给婴儿脱衣服一样小心翼翼。”

　　“唔。”

　　“脱到中间我还觉得怪舒服的，迷迷糊糊地不动。但我突然清醒过来，叫道，‘不行，渡边君！’我说，‘我是喜欢你，可我另有相好的人，万万使不得，这方面我还相当保守。快别那样，求求你。’可你偏偏不听。”

　　“听的呀，我。”

　　“知道。这是幻想场面，让我继续下去。”绿子说，“接着，你把那家伙亮出来，那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我马上闭起眼睛，但还是瞥了一眼，并且说：‘不行，真的不行，那么大那么硬，怎么也进不去的。”’

　　“不怎么大的呀，一般。”

　　“行了，你。幻想嘛！那一来，你显得十分沮丧。我看你太可怜了，只好慰劳一下说，‘好好，瞧你那馋样儿。’”

　　“这就是你现在想做的？”

　　“是啊。”

　　“得，得。”我说。

　　总共喝罢五杯，我们才起身。我刚要付款，绿子“啪”的一声把我的手拨开，自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没打褶的万元钞票递了出去。

　　“算啦，你那钱是汗水钱，再说又是我拉你来的。”绿子说，“当然喽，如果你是铁杆法西斯，不乐意被女人请酒，倒另当别论。”

　　“哪里，我没不乐意啊。”

　　“况且又没让你进去。”

　　绿子有点醉，踩空了一级楼梯，两人险些滚到楼下去。走出店门，原先隐约遮蔽天空的云层尽皆散去，薄暮的阳光温和地倾泻在街头。我和绿子在街上东摇西晃逛了一会。绿子说想爬树，不巧新宿没有可爬的树，御苑已经关门了。

　　“遗憾呐，我顶喜欢爬树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一路逛着商店。同刚才相比，街头光景似乎没那么不自然了。

　　“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我说。

　　绿子立定脚，细细看着我的眼睛，说：“真的，眼睛的焦点是好像比刚才稳定了。喏，和我交往收获不小吧？”

　　“的确。”我说。

　　５点半，绿子说得赶回家做饭，我要坐车回宿舍。于是我把她送到新宿站，在那里道别。

　　“嗳，猜我现在想做什么？”临分手时绿子问道。

　　“猜不出来，你想的事。”我说。

　　“想我俩被海盗抓住，被他们浑身扒光，五花大绑地脸对脸捆在一起”

　　“何苦搞这名堂？”

　　“变态海盗呀，那是。”

　　“我看你倒像变态得可以。”

　　“一小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扔之前让你们单独呆在船舱里好好受用，海盗说。”

　　“往下呢？”

　　“咱俩尽情受用一小时呀，在地上滚来滚去，浑身扭动。”

　　“这就是你现在最想做的？”

　　“嗯。”

　　“得，得。”我摇摇头。

　　星期日早上９点半，绿子来接我。我刚睁开眼睛，脸还没洗，只听有人“咚咚”敲门吼道：“喂渡边，有女人找你！”我跑下门厅，只见绿子穿一条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牛仔裙，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还正在打哈欠。去吃早饭的一帮人路过时，全都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她那苗条而光洁的双腿。她的腿也确实十分诱人。

　　“太早了吧，我？”绿子说，“渡边君，看样子刚刚起床？”

　　“就去洗脸刮胡子，能等１５分钟？”我说。

　　“等倒可以，问题是他们总是贼溜溜地往我腿上盯着看。”

　　“那还用说！在男宿舍里穿那么短的裙子，人家肯定看的嘛。”

　　“不过没关系，今天的内裤可爱得不得了。粉红色的，还镶有漂亮的花边，一飘一飘的。”

　　“那就更招惹是非。”我叹口气。随即返回房间，迅速洗把脸，刮去胡子，找出一件灰色粗花呢上衣，套在蓝衬衣外面。下得楼，领绿子走出宿舍大门。我冷汗都出来了。

　　“咦，这里的人莫非全都自己作乐不成？一下一下的？”绿子扬头看着宿舍楼说。

　　“差不多吧。”

　　“男人们一边想着女孩儿一边搞那个？”

　　“基本上。”我说，“总不至于有一边想什么股票行情、什么活用动词、什么苏伊士运河，一边手淫的男人吧。一般来说，恐怕还是边想女孩儿边搞的。”

　　“苏伊士运河？”

　　“比方说。”

　　“就是说想的是特定女孩儿？”

　　“我说，这个你问你男朋友去好不好？”我说，“我干吗星期天一大早就非得给你一五一十介绍这个不可？”

　　“只是想知道一下么！”绿子说，“何况问他这个他肯定大发雷霆的，说女人不可以对这种事刨根问底。”

　　“言之有理。”

　　“可是想知道呀，我。纯属好奇心。告诉我，手淫时想的是特定的女孩子？”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别人如何不大清楚。”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可想着我搞过？老实交待，我不生气。”

　　“没有过，说实话。”我如实答道。

　　“为什么？莫非我缺少魅力？”

　　“不然。你有魅力，又可爱，富于挑逗性的样子也绝对合适。”

　　“那为什么没想我？”

　　“首先我把你当朋友，不想你卷到里边去；第二……”

　　“因为另有供你想的人？”

　　“也可以那样理解。”我说。

　　“在这种事上你倒也满守礼节。”绿子说，“我，喜欢你这点。不过，能不能叫我也扮演一次？哪怕一次也好。就是进到性的幻想或妄想之中。我很想出场试试，我们是朋友，所以才求你。这事不好求别人——总不能开口说今晚手淫时想着我点儿吧？正因为把你当作朋友才求的。事后把结果告诉我，例如都做了哪些。”

　　我叹息一声。

　　“不过进去可不成哟！我们毕竟是朋友，嗯？只要不进去，其他随你便，怎么想都行。”

　　“行不行呢……居然还有限制，这可没尝试过。”我说。

　　“能想我一次？”

　　“想就是喽。”

　　“我说，渡边君，你别认为我这是淫乱啦性饥渴啦勾引什么的，别那样认为，我仅仅是对此深感兴趣，急于想知道罢了。我不是一直在女校的女孩子当中长大的吗？因此十分想知道男人在考虑什么，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妇女杂志的附录上面写的，和这不是一码事。我只是作为一种case study。”

　　“case study？”我绝望地低声重复。

　　“有很多事我都想知道，想试一试，可每当这时候他都沉下脸发脾气，说我淫乱，神经不正常，连爱抚那里一下都不让，本来我想充分研究研究来着。”

　　“唔。”

　　“你讨厌那个？”

　　“不，不算讨厌。”

　　“相对来说是喜欢喽？”

　　“相对来说是喜欢。”我说，“不过，这话下次再说可好？今天这个周日早上多叫人心情舒畅，不想谈什么手淫把这大好时光糟蹋掉。谈点别的吧，你那位是我们大学的？”

　　“哪——里。其他大学，还用说。我们是在高中课外活动中相识的。我在女校，他在男校。不是经常有合作演奏会什么的么？就是这种活动。确立恋爱关系倒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嗳，渡边君？”

　　“嗯？”

　　“真的想我一次好么，就一次？”

　　“试试吧，下次。”我走投无路，只好应允。

　　我们从车站乘电车来到御茶水。我没吃早餐，在新宿站换车时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喝了一罐咖啡，咖啡居然一股报纸油墨味儿。周日上午的电车里，挤满合家外出的人和成双成对的情侣。一群身穿制服的小男孩手拿球拍在车厢里往来追逐。穿短裙的女孩儿车内倒是有几个，但短到绿子那种地步却是一个也没发现。绿子不时往下一顿一顿地拉拽裙角。好几个男人的目光在她大腿上溜来溜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但她本人却似乎不大在乎。

　　“喂，猜我现在最想做什么？”车到市谷一带时绿子小声说。

　　“猜不着。”我说，“求求你了，别在电车里说那种话，给人家听见多不好。”

　　“可惜呀，相当厉害咧，这回。”绿子果真不胜惋惜地说。

　　“对了，御茶水可有什么事？”

　　“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就明白了。”

　　星期天的御茶水，到处挤满参加模拟考试或预科讲习班的中学生。绿子左手攥紧挎包带，右手拉起我，游刃有余地从拥挤的学生堆里穿过。

　　“渡边君，你能够完整地解释出英语现在假定形和过去假定形的区别？”绿子突发奇想。

　　“我想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句，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

　　“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倒谈不上多少。”我说，“不过我想，与其说具体有何用处，莫如说它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

　　绿子认真地沉思良久。“你这人不简单。”她开口道，“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什么假定形微积分化学符号，我统统认定它们毫无用场，一直没放在心上，嫌罗嗦。这种生活态度难道有什么不妥？”

　　“没放在心上？”

　　“嗯，是啊。那玩艺儿，我权当它们根本不存在。就连正弦余弦我都一无所知。”

　　“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感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感上可谓出类拔萃，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感，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大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何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又有何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撒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假定形有何用处，但没一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恼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这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课余活动小组，很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马克思，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假定形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的。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做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呜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儿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ＩＢＭ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伤脑筋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儿每人各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地乖乖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海苔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儿都放有鲑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吗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海苔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６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就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德林，看帕佐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假定形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好！”我说。

　　“好！”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做声，默默移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踏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更加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看着我们。大约看了１０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中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仿佛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是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随即又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便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道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子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子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

　　“是不是把猕猴桃听错了。”我说。

　　绿子“啪”一声打个响指。“不错，我是叫她买猕猴桃了，是的。可她稍动脑一想不就明白了：病人哪里能啃生黄瓜！爸，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绿子在枕边坐下对她父亲絮絮地说了好多事：电视图像不清请人修理啦，高井户伯母两三天来看望一次啦，药店的宫胁骑自行车摔个跟斗啦，不一而足。对这些，父亲只是“唔，唔”作答。

　　“真的不想吃点什么，爸？”

　　“不想。”父亲回答。

　　“渡边君，你不吃葡萄柚？”

　　“不吃。”我也同样应道。

　　过不一会，绿子把我拉去电视室，坐在沙发上吸了支烟。电视室里，三个穿睡衣的病人同样一边在喷云吐雾，一边看一个什么政治讨论会的节目。

　　“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看。”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至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

　　绿子望了半天烟头上笔直升起的烟。

　　“提起我爸爸，”绿子说，“他那人，人并不坏。有时说话挺气人，但至少秉性耿直，一个心眼地爱我妈。而且他也在尽他的努力来生活。性格是多少有软弱的地方，又没有经商手腕，也没有人缘，但同周围那些满嘴谎言、投机钻营、耍小聪明的家伙们比起来，不知要地道多少倍。我这人也是说起话来就没完的性子，和他动不动就吵嘴，但他人并不坏。”

　　绿子就像拾起掉在路上的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手一半在裙子上，一半贴着她的大腿。她望了一会我的脸，说：

　　“渡边君，这地方不好——能再多陪陪我？”

　　“５点以前没问题，奉陪就是。”我说，“和你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况且我又没事可干。”

　　“星期天一般都干什么？”

　　“洗衣服。”我说，“再熨好。”

　　“渡边君，你不大乐意向我谈那个女人的事吧？你结交的那个人。”

　　“是啊，是不大想谈。就是说很复杂，不容易说明白。”

　　“没什么，不说也无所谓。”绿子说，“不过说一下我想象的总可以吧？”

　　“只管说。你想象的东西怕是很逗儿，我洗耳恭听。”

　　“我想，你交往的肯定是人家的老婆。”

　　“唔。”

　　“是位大亨的太太，漂亮，三十二三岁，身穿毛皮大衣、查尔斯·约尔旦皮鞋、丝绸内衣，而且性需求简直如狼似虎，干起来花样层出不穷。平日一到下午，就和你大动干戈。但星期天丈夫在家，所以不能会你。对不？”

　　“你倒真会想。”我说。

　　“肯定叫你把她身体绑上，蒙住眼睛，把整个身子上上下下全舔一遍。接着，对了，叫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活像特技表演，再用立拍立现的照相机把那场景拍下来。”

　　“有趣有趣。”

　　“由于欲火中烧，自然大凡能干的一律不放过。她每天每日为此绞尽脑汁，反正有的是时间，下次渡边来的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个没完。结果刚一上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花样翻新的体位，一连三次冲上顶峰。然后对你这样说：‘如何，我这身子够味儿吧？年轻女孩儿根本满足不了你的。喏，年轻女孩儿能这样侍候你？怎样？兴奋不？哎呀不好，又要出来了……’”

　　“你看色情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我笑道。

　　“怕是那样。”绿子说，“不过我顶喜欢色情电影，下回不一起去看一场？”

　　“可以。你有空时一块儿去好了。”

　　“当真？高兴死了。看那种变态的去——用鞭子劈里啪啦地抽完，让女孩儿当众撒尿。我最中意这一手。”

　　“好好”

　　“嗳，渡边君，你知道在色情影院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这——想不出来。”

　　“告诉你，一出现那种场面，就听见周围人‘咕噜’咽唾液的声音。”绿子说，“那‘咕噜’最叫人喜欢，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